４月２８日，《南方都市报》披露了一批东莞童工的血泪遭遇。他们来自遥远的四川凉山，大多未满１６周岁。工头们利用所谓高薪的诱惑，把他们从当地各个贫困家庭中搜罗出来甚至是直接拐骗出来，一批批运送到东莞，再从这里，一车车发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想要逃跑的孩子受到死亡威胁。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创造的价值却被工厂、工头、黑中介组成的利益链条榨干。

    就丧尽天良的童工问题，马克思曾经评论说：“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是人具备道德感。即便是纯粹谋取利益的经济行为，也必须遵守道德和法律底线。１６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无论身体还是心智都还没有达到承担社会劳动的要求。禁止任何人将儿童作为劳动力驱使，是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一，也是法律底线之一。《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法》、《刑法》均有禁止使用童工的明确规定，在这个方面并不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

    既然社会道德对于奴役童工的现象如此反感，而法律对于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规定又是如此缜密，那么凉山童工一批批运来又一车车送走，被打骂、被虐待、被强奸、被威胁、被盘剥，这一切又是如何在东莞成为可能的？这其中，当然有工厂主们的利令智昏，也少不了黑工头和黑中介们的铤而走险，甚至还可以归因到家长的愚昧和童工自己的无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推卸和冲淡政府的责任。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于，如果政府方面对于童工问题的执法是严格和高效的，那么如此规模巨大并且性质恶劣的童工问题，必然不会存在于阳光之下。

    人们甘愿让渡权利组成政府，目的就是要获得政府所提供的安全和秩序。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不需要公民另行申请或交换，这只是政府的天然义务。奴役童工涉嫌违法犯罪，政府劳动部门和司法机关理应主动查处和惩戒。政府的不作为与童工的被奴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山西黑砖窑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一个例证是，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不仅没有对非法企业进行严格监管，一个劳动监察队员甚至把对被解救童工补发的３００元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在东莞童工事件中，某些执法机关并没有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比方说，黑中介之所以可以在整个童工利益链条中分得一杯羹，是因为他们“在劳动部门眼线多，不容易出事。”

    需要面对质问的，可能还有这些童工的家乡政府。既然这些孩子大多是中小学生，义务教育所规定的政府义务，不仅仅是让他们免费读书。当老师们用紧锁大门的方式来抵御工头诱惑的时候，当地政府在防止孩子们被掠为童工方面，除了几份红头文件，还有什么有效措施呢？

    ２００２年６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９０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将每年的６月１２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清楚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童工问题的明确态度，强调中国政府坚决打击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特别是雇佣、使用童工的非法行为。反对奴役童工是政府责任，出现童工事件是政府之耻。面对这样的耻辱，地方政府理当迅速启动调查和执法程序，解放那些可怜的孩子，使社会恢复秩序与正义。同时，反思与追究必不可少，公众需要知道为什么相关部门陷入了如此严重的麻木不仁。 （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