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赞许和质疑之间“骑墙”，但在没有进行具体和实证的分析的情况下，显然不太可能就“书记种田是否纯属个人休闲方式”作出事实判断。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同理，种田的不一定是农民，他可能是市委书记。这种认知逻辑就是承认事实判断的重要性。——李斌

    易佳良（前）正在田间播撒农药。　王伟健摄

    前几年，在网络论坛里曾经流行这么一个签名档，“某一个大学生的最低人生奋斗目标：农妇，散钱，有点田。”而对于“湖南浏阳市委书记在农村租田种水稻”(《重庆晨报》4月28日)的新闻主角来说，“种点田”的行为，自然与或低或高的人生目标追求没什么关系，用他本人的话来说：“纯粹是玩一玩，休闲，回归大自然。”

    尽管易佳良一再强调租地种田是个人爱好，但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身居市委书记的高位，他的一言一行一旦被公诸于世，又很难避免不被进行种种解读和诠释。有村民就说，书记能来种田是个好事，他可以亲自体会农民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之下，更被赋予了“有助于官员了解农民和农业政策”的示范意义。但也有人认为市委书记的爱好纯属作秀，更有大学教授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市委书记的主要职责是为全市人民谋福祉，而不能为个人爱好花费太多时间。

    我不想在赞许和质疑之间“骑墙”，但在没有充分的信息源和经过时间检验，没有进行具体和实证的分析的情况下，显然不太可能就“书记种田是否纯属个人休闲方式”作出事实判断。事实基础缺失，也就谈不上什么价值判断——任何一种臧否是非，只可能沦为虚妄的空中楼阁。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同理，种田的不一定是农民，他可能是市委书记。这种认知逻辑就是承认事实判断的重要性。而书记种田和农民种田，更有可能完全是两回事。据报道所述：易佳良租种的稻田，是当地唯一一片绿油油的早稻田，与周边数百亩荒地显得格格不入。这种客观上的同一时空位面的鲜明对比，已经注定了这种“休闲”的性质变异。

    易佳良所预计的自己耕种的收成是：种两季稻，一亩地就可以收2000斤。据当地村民小组组长所算的成本收入账：这样下去肯定不赚钱的。如此入不敷出，无疑符合“休闲”的原意——不用考虑经济上划不划得来的问题。但作为公众，却不能不考虑：一个带着“市委书记”身份标签的人，其所选择的休闲方式，是否会耗费太多的公共成本？

    易佳良无疑在努力撇清“市委书记”这个身份标签对“种田休闲”的放大作用，但在事实上却是失败的。譬如说“休闲“必备的那辆挂着湘0"AK001的墨绿色丰田越野车；譬如说，其抛秧、除草的两次“休闲”，并非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内进行；譬如说，在抛秧那天，“溪江乡党委秦书记带着农业部门的几个官员先行来到田间，后来梁市长也来了。’”如此庞大的“休闲”阵势，实在不能说咂摸不出一点异样的味道。

    就当下的官场习性而言，只是公车私用的话，这种细枝末节的作为实在不应该被上纲上线。易佳良也清醒地认识到“乡里干部……平常我就叫他们不要管”。言下之意，他的“休闲”是有原则的，要做到“不扰官、不扰民”。

    可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即使我们相信市委书记不会接受农业部门为这个“休闲团队”配备专职的农艺师，如果对当下的官场文化有所体认，也可以展开合理想象的翅膀——既然不是作为养家糊口的根本，包括几位市领导的这7位种田股东，不太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侍弄这些水稻田，对某些善于逢迎上意的属下来说，会不会代劳呢？会不会动用公共资源而夹带私货呢？即使花的都是小钱，却会大大改变领导干部8小时之外生活方式的实质。自称为“休闲”的个体行为，就具备了公共行为的性质。

    因此，对于“书记种田”，所抱持的最恰当的态度，不是拔高，也不是贬低。关键在于，这种种田的休闲方式，不管其出发点是回归原生态的个人喜好，还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小资情调，都应该警惕它因为某些因素的掺杂而变质，滑向假公济私、劳民伤财的渊薮。易佳良还表示，“不搞样板田也不搞高产田”。但在传播效应上，“书记种田”这件事却已经起到了“试验田”的效果。它检验了民众对代表着公权力的官员群体的观感：民众期许一个普通的休闲方式会附带着政治示范价值，是否正说明了，有太多官员所选择的“休闲“方式让民众反感？（来源：信息时报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