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银匠的儿子，有着祖传的好手艺，打出来的凤冠精美绝伦。他活了90岁，大多数时间都在安仁小镇上经营一家杂货铺，可这个原本平凡的小生意人，却因为早年的一段经历变成了传奇人物。他叫刘泽高，媒体称他为“刘文彩最后一位管家”，成都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称其为安仁镇的“灵魂”。4月11日，他静静走完了自己漫长的一生。

　　安仁镇的“活字典”刘泽高老人

    4月11日去世，享年90岁

    刘文彩的“内管事”

    昨日上午，走在安仁镇树人街和裕民街这两条老街上，脚下的每一块青砖似乎都是一段历史。很多老人在街道两边的茶馆闲坐，一派悠闲宁静。在老街上打听刘泽高，几乎每个人都会很热情地给你指老人的住所。刘泽高就像两条老街的“活招牌”。以前老人健在的时候，不管是街坊邻居还是外地游客，都会来听听老人讲过去的事。前两年，总有一拨拨的媒体前来采访，让老街很是热闹了一番。

    可老人的儿子们很排斥那段历史。儿子刘汝全在老人5个子女里排行老四，在老街上开了一家刘氏饭馆，老人一直和老四同住。前些日子，大儿子刘汝范从上海赶来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刘汝全说，老人很喜欢回忆，可是只要一开口，他们都会逃开。有媒体来采访，他们也会很烦躁。“父亲曾经的经历在过去特定年代里给家里带来了灾难。”据称，刘泽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坐过5年牢，所幸他在当地人缘很好，才没有招来更大的灾难。

    然而孙子刘勇却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刘勇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爷爷在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杂货铺，却不停地遭受一些地痞流氓的骚扰，曾一度逃到外地避祸三年。回来后，想到要找一个更大的“靠山”自己才不会再受欺负，刘泽高便到了刘文彩的门下。思维敏捷的刘泽高深得刘文彩的信任，很快便成为刘文彩的一名“内管事”。

    “内管事其实就是会计和接待，只负责做账和接送来往的客人。”刘勇说，爷爷说他从没有催过租、杀过人，反而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帮助贫困的农民。刘勇记得爷爷曾经讲过，曾经有个农民家中没有耕牛，家里又没有青壮劳动力，根本交不起租，他便私下做主将刘文彩家的一头耕牛送给了这个农户。几个管事都有配枪，可是爷爷却从不挂枪出街，“他不想也不曾仗势欺人过”。正是因为他的这些行为，刘泽高在当时也很受百姓的尊重，很多人都亲切地叫他“刘么爸”。

    安仁镇的“活字典”

    时光流逝，那段历史给安仁镇留下的痕迹，就是镇上那一座座公馆。而刘泽高也因为自己的经历，成了安仁镇的“活字典”。

    “老人的经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就像安仁镇的‘灵魂’。”成都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老人的情景。5年前，樊建川来到安仁，决定在这里建设博物馆聚落。他拜访的第一个“安仁老人”就是刘泽高。

    “那条街上，回荡着二胡调子，然后我就看到他坐在门边，摇头晃脑地拉着二胡。”樊建川说，老人很健谈，尤其是安仁镇上那一座座公馆、一条条老街背后的故事，老人都能讲得精彩纷呈，“他带着我四处转，公馆的建筑形式、每一间房子的用途都娓娓道来，让我对安仁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建川博物馆聚落开馆后，老人经常会来转转，对一些历史事件和文物用途，老人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老人的一生，似乎都被烙上“刘文彩最后一位管家”的印记。不停有媒体前来采访，但是让老人说的都是“刘文彩的事，刘家的事”，“几乎没有人关心过老人，关心过他的生活。”儿子刘汝全说。

　　消失的“安仁一景”

    老街上的居民却很关心老人。“不仅因为他年高辈长，也因为他的乐善好施。”提起老人，街坊邻居全是赞美。

    老人有个坚持了十多年的习惯，每天中午都会走到路口的邮局，把两条老街上居民订阅的报纸、电报、信件用两手环抱，再挨家挨户地送去。老人很清贫，却很爱助人。刘汝全说，一个70多岁的老街坊一直独身，生活无依，老人自己并没有多少退休金，却总爱50、100地塞给那个老街坊。老人“爱管闲事”，“别人两口子闹架，一方离家出走，老人都要去苦口婆心地劝回来，特别好的一个老头。”80岁的王大爷感慨地说。老人去世，几乎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来刘家拜祭，这让刘家人很欣慰。

    不当“管家”后，老人只有两个爱好，读报和拉二胡唱川剧。老人常年订阅三种报纸———《成都商报》《文摘周报》和《参考消息》。在老人的家里，有一捆捆的旧报纸，“他从来不卖报纸，看完就仔细收好，家里现在都收藏着60年代开始的报纸。”大儿子刘汝范说，酷爱读报的老人却只上过两年私塾，其他全靠抄报纸来学字识字。

    老人坐在街边，拉着二胡唱着川剧曾是安仁老街上的一景。不少游客在游览时，会沉醉在老人“咿咿呀呀”的唱腔里，老人特别热情，经常会拉着游客，免费讲述安仁古镇的历史。只可惜，这一景永远消失了。 （记者 柯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