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贫困生成长之惑

    西部助困：艰难行进的大学之爱

    2007年，贫困大学新生在国家资助政策的帮助下，通过学校设立的绿色通道，顺利入学。记者　王鹰　摄

    “你知道吗，我们特别怕媒体来报道学校的‘绿色通道’。通过‘绿色通道’进来的学生越多，学校就越困难。”一位高校负责人对记者直言不讳。

    近几年，由于高校招生收费并轨的发展、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运作、高校收费逐年上升、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高校的不断扩招等因素，贫困大学生人数迅速增加。

    云南民族大学学生处处长杨泽泉用“竭力资助，却是力不从心的资助”来形容学校的困境。

    在不久前举行的云南省政协第十届一次会议上，来自云南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及其他单位的82名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云南省高校本科贫困大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提案。这是近年来该省政协会上委员联名最多的一份提案。与此同时，另一名政协委员耿明也提交了一份《加强云南高校贫困助学立法》的提案。

    在今年云南省的“两会”上，贫困大学生的问题成为最受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之一。“随着高等教育迅速发展，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逐年上升，贫困生现象日益突出，高校贫困大学生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贫困生问题是一个家长操心、学校担心、学生忧心的社会问题。

    承诺之下的学校之痛

    助困工作最大的难点就是没钱

    在国家奖助学金和社会捐助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学生欠费成为许多高校最棘手的问题。

    云南民族大学是云南省贫困生最多的一所高校，近1．2万名在校生中，贫困生占75％，特困生占50％。其中贫困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80元的学生有4713人，占在校生人数的49.4％。截至去年12月3日,该校有欠费学生5850人次,共欠费 2349 万元。

    另一所贫困生多的高校——云南农业大学也同样身处困境。该校13750名在校生中，贫困生占了50％，特困生占30％。 2006 年入学新生4000 多人中，有1300多人是从“绿色通道”进来的。2007年,也有上千名学生通过“绿色通道”入学。该校农村学生多、贫困学生多、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多，每年有1000多万元的学费无法收取。

    “绿色通道”是近年来教育部为保证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入学而规定的一项制度，即对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的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措施予以资助。

    即使这样，两所学校仍然每年要拿出学费收入的10％以上用于助困。“不少特困生连饭都吃不饱，如果没有资助是根本无法完成学业的。”云南农业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段青松说，“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一直是我们学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及工作难点，每年都要花很多工夫。”

    助困工作最大的难点就是没钱。

    段青松2001年到学生工作部工作，当时正值全国高校扩招，然而对于财政拨款少、学费标准低、学校底子薄的云南农大来说，贫困生的资助变得更加困难。

    2004年，全国助学贷款工作处于低潮，各家银行纷纷减少助学贷款的发放，使获得银行的助学贷款成了高校一项艰难的工作。

    “那年，我们在学校一位副书记的带领下，曾经一个月跑了十余次银行，把银行上上下下的人都找遍了，终于感动了他们，同意给我们提供助学贷款。”段青松说。

    一方面贫困生救助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学校建设也迫在眉睫。从2001年至今，云南和全国一样，高校规模迅速扩大，云南省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该省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为14.34万人，2007年则达到31.11万人，如此使得多数高校生均占地面积持续下降。加之学生数量增加了，政府投入的生均费用却没有增加，使学校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

    “大学是收费教育，根据规定，不交学费不能注册，没有注册就没有学籍，没有学籍就不可能享受各项奖助学金。如果我们严格按照规定来实施，可能有很多学生都上不了大学。”杨泽泉说。

    “为了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承诺，我们历尽艰辛。”段青松说。

　　5个贫困生只有一个能获得资助

    谁和老师关系好谁才能拿到？

    在西南林学院园林学院05级班主任汪飞心里，一想到班上的贫困生，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酸楚。“5个贫困生只有一个能获得资助，落选的4位同学眼中的失落，让我感到很无奈。”他说。

    2007年以前，由于各项奖助学金总量不足、来源渠道不稳定、到校时间不同，而贫困学生数量多，资助范围有限，僧多粥少的局面让很多高校都陷入了救助的困境。有的学校是来一项资金发一次，造成了各项奖助学金发放混乱。

    有的同学重复得到，有的同学一次也得不到，资助贫困生出现了不公平现象。而且贫困生与品学兼优的优秀生并不画等号，相反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贫困生并不是优秀生，因而与奖学金无缘。

    昆明一专科生余舒说：“自入学以来，我从不知道学校有哪些奖助学金，哪些同学得到了这些资金。”余舒庆幸地得到了一项奖学金。他认为那是因为自己是班长，班主任要依靠他做工作。“和老师关系好才可以得到资助”是这所学校学生的一种看法。

    学校有关领导否认了这种说法，但他承认，“我们确实不敢宣传有多少奖助学金项目，否则来的贫困生越多，学校就越困难。”

    不少学校反映，贫困生的界定是助困工作的一个难处。“如今学生在居住地开一张贫困证明并不是件难事。我们在一次对500名贫困生的核实中发现有120人不是贫困生。”一位班主任说。

    为增加透明度、扩大知情权，让贫困生能得到公正的资助，各校各班级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有的把申请者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公示3天；有的要求申请者向全班同学陈述家庭情况。但是这些方式让很多贫困生都觉得很尴尬，“再穷也有自尊”、“贫困是我的隐私，为什么要说出来成为别人的话题”，大部分贫困生请同学代为陈述；也有战胜矛盾自己来陈述的：“想到父母为供我读书，放下尊严到处借钱的凄凉，我这点面子算什么。”但是当了解了其他同学的家庭情况后，很多贫困生都放下了心理包袱：“原以为自己是最难的，听了别人的讲述才知道，其实比自己更难的人还有很多。”

    2007年，国家出台政策完善了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资助力度加大，再加上社会各方的捐助，各高校贫困生的救助压力得到了很大缓解，大多数高校的救助覆盖率已达100％，每一个贫困生都可以享受到一项奖学金或助学金。

    他们为何拖着不交学费

    “原以为这样我们可以收回一些学费，然而学生交学费的自觉性比我们想象的差很多。”杨泽泉说，“去年12月底，我们把所有的奖助学金发下去之后，预计可以收回300万元的学费，结果只收回了150多万元。”

    “不是不想交学费，而是不忍心给家里再增加负担。”云南农业大学农学院05级的赵涛说，“其实开学时看到其他同学交清学费，学生证上有了一个红章，心里很羡慕，也希望自己能早日盖上这个红章。”赵涛获得的是国家一级助学金，每年2500元，然而面对4000元的学费，赵涛不得不向学校提出了缓交学费两年的申请。即使是先交一半学费，他的生活也很难维持下去。

    “一方面我们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奖助学金与学生的实际需求仍然有一定差距，获得资助的学生还是贫困生，如果把奖助学金拿去交费，学生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杨泽泉说。

    云南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卢云伍说，虽然国家和地方相继制定了一些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体系，但是由于物价上涨过快、贫困学生比例高、助困资金有限、助学经费不稳定等原因，贫困大学生生活仍然难以保障。“在国家和社会的一些资助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是否有一种办法可以使贫困大学生能够拥有最低生活保障，保证其在校学习期间不会因为生活问题而影响到学习。”他说。

    他指出，目前国内有的省份已实行了大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河南省于2006年年底在全省各高校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规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月生活标准不低于150元，这一全国首创的做法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卢云伍算了一笔账，如果云南省也能出台类似政策，省财政每年投入约5500万元资金，就可基本解决云南省本科贫困大学生的生活保障问题，“使他们上课时不用想中饭和晚饭怎么办”。

　　有没有手机不应作为评判贫困生的标准

    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陆圆认为：“贫困生很容易被人误解，稍微一点异常行为就会遭人议论。”

    陆圆是个孤儿，和奶奶一起靠低保生活，两个人加起来每月只有440元的生活费。3年前，她考取了昆明一所专科院校，每年要交学费5000元。“为了申请减免学费，我多次去找学校的一位领导，当我第八次去找他的时候，被他骂了一顿，说学校对我那么好了，我还提这一要求。”陆圆说，领导说的“好”就是指每月给特困生打在饭卡里的150元补助费。无奈之下，陆圆只有拿父亲的丧葬费交清了3年的学费。

    在读专科的最后一年实习期里，陆圆靠帮人卖衣服、当家教、到农村做代课老师，攒下了一笔钱，她用这笔钱买了手机、电动单车，并交清了考取云南民族大学本科后的第一个学年的学费。

    “才开学不到一个月，学生处处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学校要帮助我，因为从我的申请里可以看出我的家庭很困难。”她说：“然而由于我有手机和骑电动单车，就有同学反对甚至举报。”

    后来陆圆发现，其实很多贫困生都有手机。

    “在判定奖助学金时，如果把手机作为评判贫困生的标准，会有失偏颇。”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外语学院的辅导员张艳屏说，现在的通讯很发达，学校的很多信息或者班主任发通知都是通过短信发到学生的手机上。有一次在选班委时，一个当选的贫困生因为没有手机而遭到了其他同学的质疑：没有手机班主任和同学怎么和他联系，他怎么能够做到上传下达。“特别是找工作，没有联系方式，会使他们失去很多机会”。

    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杨洲说：“我曾经对一个有手机、染头发的贫困生做过很严厉的批评，可是后来却很后悔。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了小康，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贫困生拥有一个手机、不能尊重他们的一点点个性选择呢？” （记者 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