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具体影响

    大移民 四川生态发生三大变化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学科项目，客家研究中心在该项研究上耗时两年多。该项研究成果如果本周内通过审批，就意味着“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的系统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表示，“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使得四川人丁兴旺、生产得以恢复，但同时，移民开发给四川地区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据悉，当时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在外省移民没有来到这片土地之前，四川盆地战乱不已，“数千里内，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从，狐狸豺虎之所游”，这一切都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兴起而发生了改变。

　　影响一：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影响二：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影响三：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原因剖析

    三大原因 导致生态损毁的后果

    原因一：移民人数超过500万

    据粗略测算，“‘湖广填四川’移民人数超过500万，移民人口的过快膨胀，自然成为了四川生态的隐患。”专家们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康雍时期，出现第一次移民高潮，移入四川约155万人，平均每年移民不低于4万人。到了乾嘉时期，四川人口还在大幅度增长，据测算，80年间户数增长7.8倍，人口增加6.4倍，移民再增100万。更令人吃惊的是，而后的40年，移民猛增约320万人，相当于康熙时移民的206%。至嘉庆20年前，四川移民即达420万人之众，从此步入过剩期。

    专家指出，乾隆时期是四川地区人口适度走向过剩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当时清政府并没有严格限制外省移民，随之而来的大批移民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原因二 “插占”垦荒热掀起

    在研究过程中，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迁徙史也成了客家研究中心专家们研究的对象。

    艾芜原姓汤，他的祖先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入川，居于彭州务农，到艾芜高祖汤德润时，又迁居新繁县清流乡(今新都区新繁镇)。专家们从艾芜的《我的幼年时代》中发现了几段对清初四川历史上外省移民“插占”垦荒场面的真实写照：“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

    “插占”时间现在考证大约是在康熙中后期，主要集中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平原及周围一带，这一带的土地平敞、肥沃，水利资源充足，又有旧渠堰可资利用，因此吸引了远近移民来此垦荒，垦荒热在成都平原蔓延开来。

　　原因三 大量毁林开荒开厂

    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大迁移，明清时期大量的毁林开荒以及工业、手工业技术的变革等都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据介绍，大批移民进入山区除了种植杂粮以维持生计外，还兼营多种手工业，开设了许多的工厂，“山内木、笋、纸、耳、香幕、铁、炭、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籍资生者”，木厂被认为是林区内规模最大也是破坏最严重的一种产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的森林被毁。

　　不同声音

    生态遭破坏 究竟谁之过？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谢元鲁对这一研究成果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移民的高速增长，其实是雍正时期的人口政策所致，免去人头税就是导致人口急剧膨胀的关键因素。而开发中移民后裔的乱砍乱伐、过度开垦，与移民运动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则表示，“移民开发对整个四川的生态环境肯定是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四川生态环境真正遭到破坏却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最直接导致土地流失、植被破坏的是大炼钢铁运动。”因此他认为客家研究中心关于对移民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不仅仅是一学术性的专项研究，更多的是对如今生态环境的一种警醒和启示。 (记者 刘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