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个世纪以来，圣洁的岷山雪水沿都江堰汩汩流淌，源源不断地润泽着成都平原。当古蜀文化、中原文化、巴楚文化在这片“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古老土地上交汇，它的温润、丰饶与富足，必然会孕育出别样的文化景观与乡风民俗。那些代代相传、精雕细琢的手艺，不仅修饰了成都人的生活，更描绘出成都人细腻而广阔的精神图景，它们与那些独特的乡风民俗一道，成为成都人值得骄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那闹年的锣鼓、狂欢的水龙节、火龙灯舞、大庙会、花会、木兰会；那“片纸来之难，过手七十二”的手工造纸、闻名遐迩的瓷胎竹编、遗世独尊的铁匠铺、独步天下的邛窑……“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篇章，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代代传承的民风民俗和精湛手艺。

    近郊柏合镇手工编制草帽的历史已有２００多年之久，乡间有俚语，说“到柏合寺取草帽子”，可见从来此地草帽的名声响亮。

    据1927年出版的《简阳县志》载：“草帽，女工以小麦草编制。柏合寺有市，贩运至隆昌、安岳、乐至等县。”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法国人马尼爱就在其游历成都的记述中写道：“此物发往欧洲，每年约数千余包也。”

    应该说，200多年来，草帽一直都生动地活跃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以及经济生活中，也由此衍生出成都地区一道极有特色的草编民俗文化景观。

    年过古稀的草编艺人

    那时，73岁的草编艺人魏忠惠老人正坐在她逼仄的草编铺子上掐草辫。这是一间临街的铺子，不足10平方米的铺子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草帽，大的张开手臂不能合围，而小的仅容一根小指头勉强塞进去。此外，墙上还挂着各种草编提包，甚至草编的腰带、眼罩和纹胸等。

    去拜访魏大娘的时候，是个有阳光的仲春下午。一缕二缕的阳光斜斜地飘进铺子，洒在那些光洁的草编制品上，它们经手工编制而出的精致纹样和个性也就因此微妙地显现出来。于是不无猜想，那指尖上的精彩是如何演绎而出的，那些废弃的麦秆又是如何化腐朽而为眼前的神奇。

    魏大娘说，和当地大多数乡人一样，她从小就会用麦秆掐草辫编草帽了。“说不清楚是跟哪个学的，记得在我七八岁做小姑娘时，就能够每天飞快地掐出好几圈的草辫来补贴家用了。”至今，魏大娘还记得，那时一家人在晚饭后油灯下围坐一起，一边摆龙门阵一边做草编，“阿爸、我和几个兄弟姊妹主要是掐草辫，阿妈和阿婆就将我们掐好的草辫缝成草帽。如果兄弟姊妹哪个偷懒了，阿妈就说，不掐辫子，过年就没有新衣服穿啊，于是大家又将手中的麦草飞快地编起来。”

    魏大娘所在的“当地”，就在成都近郊的柏合镇。镇因古庙延寿寺内有连理柏而得名，不过古庙、连理柏早已不存，使得这镇名的得来更像一个传说。我曾在镇上的中学教书，并以一个乡村教师的身份在那里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记忆之中，无论是在镇上还是乡间，与我故乡不同的是，这里的老人、妇女和小女孩，在阳光照耀的门前、坝子上，镇上乡间的茶铺里，甚至劳动间歇的地垄田间，大家围坐一起编草辫的民俗风景会不时映入你的眼帘。巧手翻折之际，一段柔软的麦秆辫子就编出来了；再看巧手飞针走线，一顶式样别致的草帽就展现在了你的面前。我一直惊叹，在这块民风朴实的地方，似乎人人都是能工巧匠。

    那时，镇子上有好几十家草帽加工厂和家庭作坊，而每一家工厂和作坊都辟有一块专门晾晒草辫和草帽的坝子，阳光之下，工人们忙碌地翻晒着刚用硫磺熏制的草辫和草帽，味道虽然有些刺鼻，但它们折射阳光而焕发出来的色泽却是耀眼的遍地金黄。每逢赶场的时候，远乡近邻的乡亲们都会把他们平日里仔细筛选的秸秆和编织的草辫拿到镇上来交易，于是，那条老街上，挤满了头带草帽背负草辫秸秆的如织人流。而此时，他们的手指仍然在忙碌地掐着草辫子，似乎离开了这个活计，他们的生活就失去了趣味。

    头戴草帽的抗日川军

    教学之余，我也常常流连穿梭于古镇古老的磨盘街道上，目的是街边早已忘却了修建年代的老房子：构建宏大阔朗的太和殿，工艺精湛的“花楼”，以及高大的古榕，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想见它昔日的荣光与华贵。据称柏合编制草帽的历史，距今已有200多年之久，而史载柏合建场在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除去它曾为古时南出成都至仁寿和简州的官道枢纽意义不谈外，柏合因草帽兴市，客商云集，草编带来了古镇昔日的繁荣，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

    在我作为一个乡村美术教师的时候，著名的柏合草帽也曾与我发生过一次关联。那时，因为一个日本代表团要来当地考察一家草帽企业的生产情况，企业老板特别请我在他厂房的外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广告画，并按照他的叮嘱，在画上写上“柏合草帽，风行天下”几个红亮亮的大字。

    其实，“风行天下”对柏合草帽而言，并不为过。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法国人马尼爱在其游历成都的记述中就曾写道：“此物发往欧洲，每年约数千余包也。”而据1927年出版的《简阳县志》载：“草帽，女工以小麦草编制。柏合寺有市，贩运至隆昌、安岳、乐至等县。”但这样的记述，当地百姓或许并不清楚，他们向我讲述更多的是，早在清乾隆年间，柏合镇草帽就成了宫廷贡品，“乾隆皇帝下江南，头上就曾戴了一顶他十分喜爱的柏合草帽。”不仅是“贡品”，建国后，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也多次将柏合草帽作为国礼赠送给受访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据作家凸凹先生的考证，“把柏合草帽演绎得蔚为壮观、轰轰烈烈，且上升到抗日高度的场面，出现在1937年。那一年，刘湘率三个集团军出川抗日，在奔赴苏、皖两省抗日前线的路上，１０万川军将士人人头戴柏合草帽、个个脚蹬柏合草鞋，那阵势真可谓浩浩荡荡、威风凛凛。”

    事实上，早在清代，柏合地区的规模化草帽经营就已远近闻名。民国初年，成都华章公司在此设立草编市场，购销两旺，影响逾省界。及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小镇上也有大小草编企业百余家，年产草帽和工艺草编制品三百万件，产品除在本地有大的销量外，还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所以，在那时（即便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与柏合相邻的周边乡场上，比如龙泉驿的大面铺、洛带、西河，双流的太平、三星、永兴等，每遇逢场天，无论春夏秋冬，你都会看见那些头戴草帽潮涌的人群。一问，那草帽的产地无不出自“柏合寺”的。其实这些乡场那时也有手工编制草帽的，但也全部打着“柏合寺草帽”的牌子。所以，成都地区至今流传有一句俗话，说“到柏合寺取草帽子”，可见那柏合草帽的名声该是何等的响亮。

    送给新郎新娘的草帽

    但“到柏合寺取草帽子”还有另一层含义：除了意指这草帽编织的来历和名声外，更在风趣地表达当地因草帽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民俗习惯。

    在当地，关于草帽的最初来历有多个版本的传说，不过包括魏大娘在内的乡人们，更愿意相信它是由一个美丽的农家少妇“景氏”发明的：一天景氏带娃娃在树底下乘凉，随意地将身边的麦草掐起来做了一只草船给娃娃耍。景氏的公公从田坝头戴斗篷荷锄回家，一进门就看见孙娃子头上顶着的草船，便把斗篷取下来，看一下草船，又看一下斗篷，灵机一动，吩咐景氏仿照斗篷的样子用细麦草编制草帽。后来，大家都来请景氏编草帽，再后来，家家户户都跟着学编草帽，就这样遮阳避雨的草帽开始在当地风行开来。

    景氏不仅发明了草帽，还根据对方身份编织出不同式样的草帽。方顶的是官帽，圆顶的是平民戴的，除此之外，她还专门为姑娘们编织出漂亮的蓝底绣花草帽来。从此，姑娘出嫁，不要男方什么聘礼，只要一顶绣花草帽。姑娘将草帽当宝贝式的搁在箱底，等待嫁作他人妇后再戴。所以，走在此地的乡间，当你看见那些头戴蓝布底子绣花草帽的女子的时候，那一定是遇到刚结婚的新媳妇了。之后，这样的礼俗又延伸到新婚的男子：结婚头一年的端阳节，柏合新出嫁的女儿领着新郎回娘家看父母，父母在接受女婿奉上的皮蛋和挂面等礼品之后，回赠的便是一对早已准备好的蓝布底子的绣花草帽。渐渐地，人们便把相亲或者拜会丈人丈母说成“到柏合寺取草帽子”了。从中不难看出，柏合人是把自己亲手编织的草帽看作是一种最为真诚的情谊表达。除此之外，成都人最习惯的问候语“吃饭没有？”在柏合却变成了“在掐辫子啊”，或者是“在编草帽子啊。”草帽编织融入了柏合人的生活，成了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钟氏移民做草帽发家

    传说终归是传说，真正让柏合草帽成为一门手工绝活的，应该来源于当地的一户钟姓客家移民。据钟家人讲，他们的先祖在广东平乐的时候，就靠做厨和编织草帽为生。入川后，因为立足和谋生的需要，入川先祖刻苦钻研，更是在世代草编工艺实践中摸索创造出了一项提高草帽质量的关键性技术，那就是用硫磺熏蒸草辫。而通过此技术编制出来的草帽，色泽一致，银白发亮，光彩夺目，销量大增。钟氏家族因草帽生意的红火，逐步成为当地的望族。

    虽然已经多年不再做草帽了，但钟家人说起这门手工绝活的时候，依然是满脸的荣耀，“说穿了，就是要精心作好选草熏漂、剖草织辫、煮晒增白、缝制磨压、扎孔喷字等八道工序”。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相当讲究：一件上好的草编制品的制成，首先是“料”要选好，“比如用农家肥长出来的麦秆就柔韧，编的东西光亮又耐用。老辈人说，过去在做‘贡品’草帽时，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麦种，在什么时间收割也是有严格要求的。”其次是“掐辫子的手艺，用力要轻巧，不急不火，这样草辫的纹路才均匀，厚薄、大小一致，编的草帽才好看。”至于“煮晒增白”讲的是个“火候”，“缝制磨压”精心细致就好。“在过去，一个能工巧匠一年也只能编出四顶‘贡品’草帽”，其繁琐的工艺可想而知。

    或许也正是因为一代代柏合人严谨地遵从了这些繁琐而严格的工艺要求，柏合草帽才最终因质地优良、形色美观而名声远扬的，以致于草帽，最终成了与柏合联系最紧密的一个词。

    但我此次再回柏合去的时候，那里亮出的招牌已是“西部梨乡”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春日里成千上万亩的梨园，如银似雪，缤纷开放，再也不见其时乡人在村头巷尾翻晒草辫、草帽的热烈劳作场景。

    魏大娘告诉我说，当地绝大多数人其实在好几年前就不再做草帽了，原因是大家都种果树不再种小麦，草帽生产因没有原材料而难以为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编草帽不如种果树、打工赚钱。”但魏大娘仍然坚持着这个古老的行当，主要是这个陪伴了她一辈子的手艺，让她实在“丢不了手”。但她现在也少做草帽了，主要做些诸如腰带、手提包这样的草编旅游产品，同时作为四川省艺术家协会评定的草编艺术家，魏大娘也常常被一些旅游单位请去作草编技艺的表演。

    因为“丢不了手”，所以也就“丢不下心”。让魏大娘颇为着急的是，一些草编绝技濒临失传，“像‘螺丝纽’这种草编工艺，要同时用十一根麦草编织，现在只有四五个人才掐捻得来了。”不过让魏大娘感到欣慰的是，“政府已把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的手艺都用录音、录像的办法记录了下来。”而当地一年一度的“草编文化节”也还热闹。

　　作者手记

    我儿时生活的乡间，姑娘媳妇们都有在农闲时候做女红的习惯。这个农闲既可是劳动的间歇，也可是不出工的雨天。尤其是雨天，母亲带着我串门，姑娘媳妇们相聚在一起，一边摆龙门阵，一边绣鞋垫、绣枕套、打毛衣、缝补衣衫……这样的场景在其时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因为是男孩，妇女们的活计我并不感兴趣，我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在一旁用竹条编织物什的男人们的手上，你看那双粗糙而挥舞着的手，其实与女人们飞针走线的巧手并没有什么两样，不出半天的工夫，一件散发着竹器清香的簸箕、菜篮、背篼等的家什就编好了。

    那时，乡间隔三差五就会有补锅、补碗的来，还有弹棉花的，还有打家具的木匠等等，甚至每过一阵子，那场镇上的照相师傅也会到村子里走上一遭。记得他先前来的时候用的还是那种木制的座机，后来才改成方便的手相机的。其时，让我感到最神奇的莫过于照相机了，而在我心目中最有本事的也当然非照相师傅莫属了，因为“喀嚓”一下，过几天他就会送来与真人分毫不差的照片来。记得一次母亲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说当照相师傅。没有想到竟一语中的，摄影居然成了我今天的职业。

    儿时家乡的场镇上还有每天炉火通红的铁匠铺，有每时每刻都叮当作响的石匠铺，有刨花满地的木器社。及至后来，在我漫长的旅行生涯中，竟也发现许多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手艺和手艺人群体。比如说，龙泉柏合的草编，邛崃平乐的竹编，彭州桂花的制陶，双流新兴的打铁等等，虽然这些民间工艺长期以来处于正史不屑的境地，但它们一下子就让我怀想起那些曾经生活在手艺时代的父老乡亲以及我的童年时光。

    然而，那些曾经活跃于人们生活周遭的手艺人，正日益从我们愈来愈都市化、时尚的生活空间中淡出身影，与之相随的是他们手上的绝活也悄然远走。甚至于我们曾一度视为平常的妇女们在檐下窗前做女红的场景，今天也是难以一觅踪影。而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像女红和草帽编织这种为群体所掌握的技艺，当我们开始称它们为手艺的时候，它们却正在走向消亡。这种遗憾，多少有种“盖棺定论”的遗憾。就想，或许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为它们的精彩喝彩，也就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的尴尬。

    然而，我们还是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的。就以正文所述的草帽编制为例，它曾因人们生活的需要而生而存而兴盛，或许它也必将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的。但我们总想留下点什么，尤其是关于那曾给一个地方的百姓带来若干精彩、带来富足生活的技艺，以及由技艺而生的民俗文化。

    于是，我写下了以上浅陋的文字，并以此感谢那片曾留下我若干青春记忆的土地。（完）（余茂智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