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祖国的统一：内地企业向香港商人学习发展模式和经验，并以香港为跳板走向世界，而内地为香港商人提供的广阔市场和物质资源则维持了香港的发展速度。香港回归十年并没有冲刷掉香港原有的繁华，亦未应验西方对香港回归前的种种担忧，相反香港与内地的商贸关系更加蓬勃发展，包括大批成都人在内的内地商界人士，在其中找到了商机。

    初探香港市场

    国企纷纷开办窗口公司

    “就这么过了十多年，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半个香港人了。”伍先生的话语中带着总结生活的意味。自1994年代表国有企业去香港经商以来，伍先生亲身感受了香港与四川的经贸关系由松到紧、由弱到强的变化。

    内地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作为国际商贸中心，成为了内地许多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跳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内地国有贸易企业纷纷到香港开“窗口”公司，货从内陆发出，经由香港转口，再运往其他国家；另外也有一些外贸公司，把原材料发往香港，在当地寻找工厂进行深加工后，再通过“窗口公司”联系香港的外贸公司或者洋行把货发出去。而伍先生所在的四川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在香港开办“窗口公司”始于1985年。

    1994年，作为这个“窗口”公司的第五任负责人，伍先生到香港管理业务。因为是国有企业，派遣带着行政色彩，“领导安排就去了，当时也没有多想。”回想起13年前接到任务那一瞬间，伍先生表示并没有过多的兴奋，但他清楚，到香港，自己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香港工作前，伍先生对香港的定义就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那里高楼林立，道路宽阔。“刚到香港还比我想象的差一点，但在生活中慢慢感受后，我由衷地佩服它丰富的物质生活。”

    香港给伍先生的第一波冲击，就是从物资生活开始。香港的商店随处可见，商品从电器、生活用品、皮鞋，再到进口手表，“要什么有什么。而那时候，成都的超市还不多，产品的丰富度远不及香港。”

    “现在成都越来越发达了，来香港购物的成都朋友只买高档香水和名牌服装。在我刚到香港那段时间，内地的朋友到香港很多会买录象机、照相机等电器，甚至还有人在香港买圆珠笔当做小礼品送给别人。”伍先生表示，那时候他家中的空调和彩电，都是他从香港带回去的。

    “但最近几年不一样了，反而是香港人到内地买东西的比较多，大包小包地提。”伍先生表示，内地这十多年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制造的产品物美价廉，现在反而是香港人到内地买东西的多。

    遭遇金融危机

    港人港企大举北上发展

    十年前的今天，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的第二天，亚洲金融危机率先在泰国爆发，随后伴随危机的蔓延，香港经济也受到重创。

    在香港经济遭受冲击时，当初已经与香港经济紧密联系的内地企业，也深受打击。伍先生最直观的感受是，在1998、1999这两年，许多驻港的外贸企业规模迅速缩小，甚至有些企业因为无力承受危机而撤回内地。

    “因为之前内地的企业很少经历这样的危机，也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经验。”伍先生表示，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明显改变：一是留在香港的内地企业纷纷开始改制，进一步向市场靠拢；而香港本土企业也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内地，加速了港人、港企北上的步伐，纷纷到内地广阔的市场中寻找机会。

    四川省新立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胥晓川分析，回归后港商大举北上，是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内地的经济在那次危机中经受了考验，内陆的经贸地位在国际市场中也日渐崛起。同时国际贸易的流程越来越简化，许多国外的客户直接到内陆下定单，尽量减少中间环节，香港作为内地外贸企业桥头堡的地位下降，使港商北上到内地寻找商机的动力大增。

    回归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商人现身在内地。香港商人与内地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逐渐主要由客户关系，变成了竞争对手关系或和合作伙伴关系。

    胥晓川表示，香港与内地企业强强联手，能够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他所在的新立新进出口公司，为了规避配额限制，就已与港商合资在柬埔寨金边设立了服装厂，他们公司负责劳务输出，而港方则负责订单与技术。

    沟通更进一步

    普通话热潮在香港兴起

    与港商大举北上相伴的是香港回归后，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也在港人中兴起。用在港经商的任声超的话来描述就是，“政府官员带头学，寻常百姓争着讲。”

    “回归前，大多数香港人不会说普通话，沟通起来恼火得很。”在香港生活了13年，任声超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成都话，也学会了用粤语交流，甚至连普通话也带有淡淡的港音。任先生在回归前就由成都去了香港经商，刚到时，他向当地人问路，先是对方一愣，比了手势后，对方热情地说上半天，他还是不能听懂。和客户打交道，对方为产品不合格而向他投诉，但对方讲了半个小时，他还是很尴尬地站在对面，完全不清楚对方的诉求。

    于是，他开始大量地看当地的报纸、杂志和当地的电视，借以了解香港的风俗和文化。1999年后，他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不仅仅是交流，还有神秘面纱褪去后的真实。

    “因此，香港人的思维和内地还是有些不一样，很死板地遵守原则。”任声超表示，如果一批货有一点质量问题，成都人多半会将就使用，但香港人，送给他都不要。

    如今，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的任声超已经习惯了它的快节奏。“看着香港人上班一路小跑，自己的节奏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他表示，为了节约人均十多万元年薪的工资，香港公司能请一个人绝对不会请两个，“香港员工的效率都很高，也很有上进心，很多人进公司打工是为了积累经验，然后自己做老板。”

    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的任声超虽然已是一家公司的高管，月薪可以拿到十几万，但却称自己是“香港的穷人。”

    “在香港，很少人买得起房子，60平方米的房子已经算是豪宅了，因为地窄人多，有的两家人或者几代人同住在三四十平米的小房子中，香港的房子太贵了，300多万才能买50多平米的旧房子。”任声超表示，虽然他已在香港工作了十多年，但仍然还是在租房住。

　　内地企业赴港

    香港市场高投入高产出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正式实施后，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交流频繁了。不仅仅是香港企业争相到内地发展，内地到香港开辟市场的企业也越来越多。

    四川餐饮企业谭鱼头进军香港的成功案例，成为香港投资推广署吸引内地餐饮企业赴港发展的成功典范。2003年7月19日，谭鱼头在香港的首家店开业，但为了这一天，谭鱼头已筹备了三年。

    “香港有庞大的市场消费群，消费能力高，而当时在香港还没有正宗的川菜。”谭鱼头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李晓锋表示，虽然香港市场的潜力大，但要进入这个与内地不一样的陌生市场，不清楚其隐藏的风险，不能判断其收益之前，冒然投资风险同样大。

    2002年，该公司董事长谭长安亲自背着火锅料到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谭鱼头在香港请了包括陈百祥、谢贤在内的明星到场，谭长安则当着众明星的面做火锅，结果，菜品受到了众多明星的称赞，谭鱼头也在香港演艺圈中被传为佳话。

    谭鱼头在香港开业后，一天的营业额最高能达到30万元，生意的火爆超出了预期。而在香港开店，人工、原材料、租金、水电费等各项成本都远比内地高，这是许多内地企业赴港投资的主要障碍。在香港开的首家谭鱼头店，面积为860平米，开店成本就高达1500万港币左右，而在内地大城市开一家1000平米的店，只需要400万元左右。

    在香港开办公司所需费用很少，不需注册资金。另外，香港的税收环境宽松，自由度高，税率低，企业只需交17.5%的利得税。同时，香港的人均消费能力远比内地高，以谭鱼头为例，在该店的人均消费为200-300元，而成都的谭鱼头店人均消费只达到60-100元左右。（完）（记者曾小清摄影李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