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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开始了。
和前几年一样，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场景：一条条的警戒线，一群群紧张的家长，一个个严肃的学生，还有那一条条“家长、社会围着高考转”的新闻……
有人说，高考是一个展示自我学业和才能的舞台；有人说，高考是对含辛茹苦、悉心教子的家长们的报答；也有人说，如今的高考，已经成了全民的压力……
高考一完，如愿者，可喜；不如愿者，人生的选择还有很多。这是个心态问题，我们应该重视，更应该坦然。对此，记者特意走访了蓉城的几位名人，他们分别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高考亲历者。看看他们的经历，对比这几年的“热闹高考”，或许我们会有更多的感受……
六十年代
何开四：著名作家参加高考时间：1963年
踩题踩得太准川南文科第一
44年前，高考可谓“惨烈”。“那时高考之难，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录取比例不会超过1%。”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开四笑说，当年高考难于上青天，“一些普通中学常常要打‘光脚板’”。
1963年，何开四参加高考，是当年川南地区文科第一名，但他平日却并不怎么读书，甚至“没有做过一次作业”，虽然高考之难有目共睹，他却大笑道出：自己踩题踩得太准。
当年的作文题是“五一节日记”和“由唱国际歌想到的”。二选一，何开四选了后者，“当时一天到晚都在放国际歌。”他说早就猜到了，还跑去给哥们儿说。
不仅语文，还有历史考题：有一个规律，就是高考这一年减去历史事件发生年，所得数逢五、逢十、逢百，一般就会考。他当时押中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
“应试教育传授的是应试知识，而不是真正的人类知识。”他批判，“比如高丽是哪年建国，这个记住了又怎么样？教科书总是喊归纳中心思想，喊分段，早分一行迟分一行又有啥子嘛。”
“现在的高考，是社会总动员。”不仅有家长、考生、老师，还有出租车送考、交警护考……考试之前，学生要食补、药补，考试后要住宾馆。
“和那个时候相比，是两重天。”何开四关注高考改革，推崇“快乐高考”，考试应该体现素质，让“我”产生自信：我是生动活泼、聪明的，而不是现在的愁眉苦脸。
而今高考之下，尽是普遍的急躁和紧张。何开四举出一例，1990年儿子高考前夜，平时心里素质很好的孩子却辗转反侧，于是，他推门进去和儿子说话，并告诉儿子：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安眠药。
儿子吃下一颗，果然安然入睡。第二日，父亲才告诉他：儿子，我给你吃的是维C。何开四提倡平常心对待高考，家长尤其不要给孩子压力。（记者杨蓉）
七十年代
李开力：参与“枭龙”制造参加高考时间：1978年
高考改变命运再回忆泪满眶
李开力，现在成飞工作，参与“枭龙” 战机的制造。
“30年了，每年到了高考的日子，我都会翻开当年的日记，一字字，一行行，所有的经过，所有的苦难和快乐都清晰如昨……”今年51岁的李开力，一开口便是泪光盈盈。
1977年，李开力从老家绵阳的一所普通高中毕业，成绩优异的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但由于准备仓促，他落榜了。
随后，他听从父亲的安排进入邻县的一所城关镇中学，插班重读。“当时根本没想到高考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什么改变，就想如果考上大学可以在朋友面前威风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后，李开力的成绩非常出色，在全校12个班级中名列第一。
1978年1月，李开力从家里步行5公里赶到当时的县中学，再次走进考场。他清楚地记得，高考的那天，很少在子女面前表现出自己感情的父亲，摘下手上戴了10年的手表，亲手交到他的手里，嘱咐他好好考试，一定要把握好时间。
“母亲一大早起来给我炒了满满一碗鸡蛋炒饭，随后又让我改吃面条，但不给吃鸡蛋，她说那样考试会得零分，多么虔诚而又荒唐的逻辑呀！”李开力笑笑说，为了能让自己在考试中吃好吃饱，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母亲费尽了心机。
“哪里像现在的孩子这样娇气。”李开力说，尽管面里除了蔬菜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但高考那两天吃的清汤面是他一生中吃的最美味的东西。“也许正是母亲的祈祷见效了，考完后，我感觉好极了。”李开力笑声朗朗。
1978年2月5日，李开力接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讯专业的录取入学通知书。
尽管今年距李开力的第一次高考已经30年，但说起自己的这段经历，他还是忍不住感叹：“虽然高考不是一个人成功的惟一道路，但它确实改变了我和很多人的命运。” （记者孟梅）
八十年代
冉云飞：知名作家参加高考时间：1983年
名校也有草包关键在于自己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统一高考日。回顾高考前，家长为考生订高价宾馆房，环保部门明令防噪音……此类种种现象，足以证明其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对此，昨（6）日，成都知名作家冉云飞坐在大慈寺的茶馆内，面对记者侃侃而谈。针对考前各界机构的严阵以待、如临大敌，他尖锐地用了“变态”二字来形容。
“想当年我参加高考，根本就不紧张，父母就更不紧张了！”坐在椅子上，冉云飞神情自若。
1983年，冉云飞参加了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川大中文系。
对于如今的高考，冉云飞颇有不满：一年仅一次，各地差异又大，一套卷子统一衡量人才，造成了最大程度的人才浪费。三年的废寝忘食，考生们很可能因为临考前的一时紧张，发挥失常，导致落榜。“残酷啊！三年努力化为灰烬，也才有那么多考生当场晕倒、痛哭、更有甚者弃亲自杀。”冉云飞摇头感叹，高考压力成为了全民压力，高考期间，所有工作在为高考让路，是巨大的社会显性和隐性浪费。
“但是人们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考上了好大学，才能事业有成，才能功成名就，所以高考也就至关重要了。”记者引出了人们的观点。
“谬论，简直是谬论！名校同样也出草包！名校毕业生与成功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于自己！我问你，各界的成功人士，又有多少是高考状元？”冉云飞反驳说。
“人们有这种可怕的观念，只因为整个高考制度在作祟！”冉云飞因为激动，语言也变得犀利。他说，只要一到高考，整个社会就开始变态了，交通管理部门在关注，环保部门也在关注，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围绕高考来运行。
“凭什么这样？不就是一个高考嘛！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改变高考制度。”冉云飞再次抛出了以往的观点，取消全国统一高考，考试制度改为一年多考制，由各高校自行出题，根据考生意愿自行选择学校，而各个学校则把考试时间错开。考不上浙大的，考复旦，考不上复旦的，考川大，以此来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压力。“有人说，这样会在无形当中增加社会的成本。但我要说，这样能减少学生的成本，减少更多的高考悲剧发生。” （记者王了）
九十年代
谭维维：超女参加高考时间：1998年
赴考如度假等分是煎熬
谭维维
1998年7月7日，年仅15岁的谭维维和同学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对这场被认为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考试，也许因为年轻，也许因为是艺尖生，谭维维留在脑海里的似乎只有首次住集体宿舍的兴奋……
和大多数考生高考前挑灯夜读、茶饭不思甚至夜夜失眠的紧张不同，作为艺尖生的谭维维却很轻松。“高考文考前，我已经通过了川音的艺考，只要文化课成绩过得去，考上川音并没有太多问题。”因此，高考前的谭维维“能吃能睡”。
最令她期待的是，高考是她惟一住集体宿舍的机会。由于要从所在的小镇到县城考试，学校专门在县城包下了一个招待所供学生住宿。“从学校上车开始，一群人就开始打闹了。尤其是我，一门心思想的是和哪个同学住一间屋子，搞得不像是奔赴考场，而是去度假。这也难怪，因为从小到大都住家里，住集体宿舍实在太新鲜了。”
那几天，谭维维从这间寝室打闹到那间寝室。“同学的家长到县城来看孩子，几乎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哦哟，维维激动得很哦！’我的确激动，因为高考结束就意味着彻底解放。”
高考之后，谭维维渐渐感到了紧张，“我的志愿表上只填了川音的声乐系，如果考不上，就上不了大学，而且我根本不敢想像复读的恐怖。”等到可以查分了，她偷偷跑到街上用公用电话查询，“每次查询，都紧张得浑身是汗！守电话的老板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考上没有，这种等待的煎熬比高考难受百倍。”
谭维维最终成功了，当她查到自己文考成绩比川音去年的录取分数高出60多分时，她飞奔回家，向妈妈报告了这一喜讯。（记者吴晓铃）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