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之后又一处非同凡响的重要考古发现，它很可能是三星堆古城衰落之后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栖息于此的古代蜀人中可能有崇鸟和崇鱼的氏族，也有崇奉石虎与石蛇的部族，或许还有崇尚金蛙与石龟的蜀人，这些古蜀族群之间可能有相互的通婚和联姻。这里有大面积的居住区，有墓地，有宗教仪式活动区和大型的祭祀场所，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址。说明当时社会已有一整套礼仪制度和从事多种行业的明确分工，当时的社会物质文化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石器如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礼器一样，透露出古蜀与中原等地区有着长期文化交流的丰富信息。古蜀先民是聪明而善于学习的部族，在吸纳和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常加以模仿并给予充分的创新发挥。比如金沙遗址出土的黄玉琮便是古代蜀人对良渚文化传世玉琮的模仿之作，出土的玉戈、玉剑、玉璋等则可看出与殷商王朝同类玉器在器形上的相似之处，同时又显示出风格上的演变和自成特色。三星堆和殷墟商墓均出土有大量海贝，应是古蜀国与中原、沿海地区密切往来的见证。

    古蜀族与周边区域这种长期的交流往来，除了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还促使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曾对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蜀山氏和蚕丛氏是崛起于岷江上游的古老部族，后进入成都平原成为古蜀王国的开创者。其后的鱼凫、杜宇、开明都不是古蜀国中的土著，这些外来而成为古蜀国统治者的部族或氏族，不仅促成了古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也为灿烂的古蜀文明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古代蜀人也有往外地流动和迁徙的，杜宇失国后可能带着追随他的族人流亡到了凉山和云南，据传现在的彝族便是杜宇的后裔。陕西宝鸡地区的渔国墓葬，定居于此的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向北迁徙的一些蜀人。还有开明末代王子安阳王在国破后也远离故土，率数万人辗转迁徙到达交趾之地，于此称雄达百年之久。如果对外界没有足够的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也是难于想象的。

    总之，古蜀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同外界有着长期而广阔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不仅促进了古蜀文明的繁荣，同时也扩大了古蜀文化在周边区域的传播和影响，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青铜时代杰出而又辉煌的篇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