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万人投票选出十大国学大师，很有一些人发表议论，有的认为某一大师该入选而没有入选，有的则不同意其中一些人入选。原因就是对“国学”有不同的理解，对“大师”也有不同的标准。

    首先，什么是国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学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但中国学包括哪些方面？当然应该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至于后来印度传进来的佛学算不算国学？有的认为不算，如张岱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没有讲到佛学；有的认为佛学也算，因为佛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化了，成为中国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例如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都有佛教的内容。中国人过的腊八节就是佛教节日，中国人因果报应观念就与佛教有关系，天下名山僧占多，到处有佛寺。旅游业发展起来，很多佛寺、佛像又得到重新修缮、扩建、重塑。佛教如果算中国学的内容，那么基督教算不算？它传入也已经几百年了，到处有教堂，也有许多信众，复活节、圣诞节也有许多人过。而在中国有影响的世界各国文化，如果都算为中国的国学，那就可能泛化，有滥用的嫌疑。一般地说，用汉字撰写的中国古代典籍，都属于国学研究范围，当然包括经史子集。有人提出这只是汉学，不是国学，因为还有很多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著作。汉语在国内叫汉语，叫普通话，叫国语，在国外就被叫成中国语。现在全国许多高校有中国语言文学系，讲的也主要是或者只有汉语言文学。为什么？汉族是最大的民族，是中国的代表。因此，国学、汉学、中国学，平常可以通用。大家按习惯用法，国学当然有一定的范围，主要包括对经史子集的研究。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将《四库全书》作为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没有什么大错。反映了一般的情况和普遍的概念。国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模糊性，非要从概念上进行推敲，那就有讨论不完的问题。如果讨论清楚才投票，可能十年也选不出来。

    其次，大师标准是什么？我想，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有比较系统的国学知识。国学以《四库全书》为主，《四库全书》卷帙浩瀚，一般人是看不完的，那些被选入十大国学大师的名家，多数也没有看完。看完不是必要条件，知道得多一些，是需要的。以上十位，看多看少，在这一点上都是合格的。第二个条件是对这些典籍中的某些内容有较深的研究，有创新的见解，即对国学研究有所贡献。研究范围有大小之分，成果也有大小区别，但他们在研究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因此，他们也都合格。第三个条件，对国学有深刻的领会，有的推崇，有的批评，都对国学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第四个条件，总结出国学的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培养出一个或者一批国学名家。有以上三条，没有最后一条，可以称为国学名家或大家，未必够“师”的资格。有的人懂得几国语言，懂外语并不是国学大师的必要条件。但是，懂得较多外语，对于认识、分析国学的问题，会有所帮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孔子是大师，非儒的墨子也是大师，辟杨、墨的孟子也是大师，非子思、孟子的荀子也是大师。董仲舒是大师，韩愈是大师，程、朱是理学大师，陆、王是心学大师，理学是国学，心学也是国学，虽然有诸子百家，都不在国学范围之外。汉学有大师，宋学也有大师，都在国学大师之列。不论批评的，还是弘扬的，只要深入研究国学，都可以成为大师。只有那些没有研究的，或者研究不深入的，没有入国学的门，没有登堂入室，自然不是真懂国学，更谈不上大师。不论他是歌颂的，还是诬蔑的，都说不到点子上，始终是国学的门外汉。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先生对国学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及释例、《史讳举例》、《清初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校勘学释例》等都是重要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都有重大影响。他60岁以后，总结教学经验，创立“史源学实习”课程，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国学名家、大师，如启功、史念海、张守常、单士元、赵光贤、柴德赓。从各个方面来看，陈垣都可以称得上国学大师。有的人提到其他一些人，也都够“大师”的资格，一大批人进行排序，当然就会有前后，不入前十名，即使排在第二十名，也是了不起的大师。因此，我认为有前十名大师，不能误解为只有这十名。另外在国学贡献方面，也不能说前十名就一定比十名以后的大师贡献大，因为投票者真正深入研究国学的不一定多，读过他们的书，并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的投票与候选人的社会影响有极大关系，经常有人提起，名字屡屡出现于报刊，就容易得到选票。如果在十名以外，再有个前五十名或前百名的名录，就像军衔那样，除了十大元帅，还有十大将以及上将、中将、少将。这些“大师”还有各自贡献，有的在某一方面比前十名都更加突出。如果在投票之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的成就作介绍，那就可以推动青年对国学的了解，培养学术的兴趣，树立好的学风。

    对于投票选举国学大师，是否合适？也有争议。我以为这一活动是可以基本肯定的，它促进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重视。不论这一活动中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认为都应该感谢组织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周桂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