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由于计划体制的历史，公共权力有着干预广泛的传统。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以项目审批权、资金分配权等为核心的计划体制残余并没有清理干净，甚至在某些领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因为相关管理部门并不想失去既得利益，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以及“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腐败蔓延到更多的领域，涉及到更多的部门。据2005年的调查，在过去近5年全国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17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在以前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些党政部门、教育系统甚至殡仪行业中，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现象也开始抬头。

    在我国，诱发腐败的制度因素除了公共权力强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值得重视，即在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中，以公共资产形式存在的公共财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财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矿产资源、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大量以各种形式体现的国有资产和资金等。如果对这些资产不能有效保护并合理分配，那么必然产生公共资源大规模的流失，被私人或少数群体占有，不仅产生腐败，而且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差距。

    腐败分子基本上都是官员。官员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且掌握和使用着公共权力，遵守社会道德，成为社会表率，无疑是他们的天职。可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数分别为669300人和846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数分别为121500人和137711人，增加13.3%；处分县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20295人和28996人，增加42.9%；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人和2422人，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人和98人，增加25.6%。虽然彰显出中央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但也说明了腐败问题的严重。（作者： 杨雪冬 2006年11月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