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舆论更热衷于倾听薛涌和丘成桐先生快意恩仇的批评，而对于我们自身的优点往往视而不见，这样的认知环境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不久前，在“如何看待大陆的大学教育”这一问题上，杨振宁表示，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20年来中国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高校，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才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而美国哈佛大学的丘成桐教授却毫不客气地指出，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则预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以后会让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更加深重的危机。

    在民众以抨击中国高校为“乐”的年代，杨振宁说出这样的话语，无异于惹火烧身，果然，紧接着网上就有了近千条对杨振宁的跟帖评论，“愤青”、“科技界的大嘴”、“意淫癖”等等让人尴尬的字眼都加在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身上。虽然不少人都认为杨振宁这话说得不一定对，甚至有一本正经的爱国之士万分愤怒，认为这种结论有误导“国家科技教育方针政策制定”之嫌，虽然笔者也未必接受杨振宁的判断，但笔者以为，对杨振宁的这些“高论”，姑且听听，没有必要愤怒。

    其实，杨振宁先生的“高论”不过是他情绪的一种表达，他想表明的是，中国的大学生处在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代，而美国处于一个稳定的时代，人才所能带来的发展“加速度”是不如中国的。从这个角度看，杨振宁先生的“高论”是有道理的。

    爱国者有两种，一种是以强烈抨击为特点，有时候抨击得越激烈，揭短得越彻底，恰恰表明越爱国，这种可谓是爱之深，痛之深，丘成桐和薛涌等人恐怕属于此类之代表。而另一种，则时时刻刻不喜欢扬他国之威风，杨振宁先生应该偏向于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丘成桐或是薛涌将中国高校教育“鄙夷”得一钱不值，还是杨振宁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在本质目的上，两者都是为了咱中国好啊！唯一不同的，一是“激将法”，另一是“鼓励法”。

    笔者认为，中国的教育，自然不能说“世界第一”，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实际上，两种意见都听听，或者会更有利于我们的教育。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舆论更热衷于倾听薛涌和丘成桐先生快意恩仇的批评，而对于我们自身的优点往往视而不见，这样的认知环境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