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或公权机关受贿或索贿，其非法收益并非来自于交易本身的差价（合法交易利润），而是来自于影响交易或决定交易一方只能与指定方交易的“中介服务费”或叫“交易开道费”。这是一种非法行使权力所致的只供官员或公权机构独享的“边际利润”，性质上属于腐败收益，绝非红包、回扣、好处费之类可以搪塞。

    一项幼稚的问卷调查结果，从昨天起成为网民的热议话题，并夹带着对商业腐败的齐声痛斥和炮轰。此项问卷调查针对治理商业贿赂的社会看法，结果有六成答题者表示信心不足。

    一上来就断言此项问卷调查幼稚，并非生性武断，且听在下分析一二：

    第一、样本选取不科学。有说服力因而具备科学“基质”的抽样调查，样本的选择是基础。也即，选取谁作为被调查对象务必准确锁定。商业贿赂究其定义，只能发生于商业交易过程，先不考虑样本大小对调查结果的影响，要使调查结论基本可信，样本必须全部锁定于市场内的直接交易者——企业、公司和商人。遗憾的是，此项调查锁定的对象首先是党校学员。其次，设定普通民众也不科学，尽管他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请客送礼，但却不同于市场交易。因而，普通民众也不是科学恰当的调查样本。不科学的样本设定，只能推导出不科学的“六成信心不足”。事实上，若把样本完全锁定于企业、公司和商人，“信心不足”的比例恐怕要比现有的六成高得多。

    第二、混淆商业贿赂与权钱交易界线。此项问卷调查有如下一段结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官员在发放许可证、资格认证、执法监管和其他市场管理环节中的受贿现象很普遍或比较普遍。”用这段结论性文字证明商业贿赂之存在和盛行，属于典型的张冠李戴。对照《刑法》法条，官员在行使“监管、审批、规范、许可、处罚”等市场管制权力时所发生的受贿或索贿行为，其性质系职务犯罪，属典型的权力腐败，其犯罪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远大于市场交易过程发生的商业贿赂。

    何以如此？因为市场经济形态下，官员和公权机关都不构成市场法人地位。官员或公权机关的角色定位，只能是充当独立于市场交易之外的维持交易秩序的“裁判”，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的“保姆”。现阶段权钱交易如此猖獗，不是因为官员和公权机构受商业行贿之污染，而在于官员和公权机构在经济社会转型中，自身角色错位越位，在社会领域不甘于只做“保姆”提供服务，在市场交易领域热衷于“裁判”和“运动员”一肩挑——犹如“变色龙”，哪种角色有利就扮演哪种角色。

    官员或公权机构受贿或索贿，其非法收益并非来自于交易本身的差价（合法交易利润），而是来自于影响交易或决定交易一方只能与指定方交易的“中介服务费”或叫“交易开道费”。这是一种非法行使权力所致的只供官员或公权机构独享的“边际利润”，性质上属于腐败收益，绝非红包、回扣、好处费之类可以搪塞。

    第三、防治措施本末倒置。此项问卷调查还得出举报、举报保护和奖励不足是“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由此主张从上述三个环节改进完善。我要说的是，打击商业贿赂，举报等环节包括施以严刑峻法固然必要，但终究局限于事后补救被动应对。观国外及我国香港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的做法，关键在于加快政治民主体制建设，以此限定官员和公权机构权限，并施以全方位监督，形成“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经济社会运行格局。如是，不敢说权钱交易和商业贿赂定能绝迹，但至少会成为“小概率事件”。

    国际上把腐败分为不同层级。权力腐败是腐败之最高层级，是一切社会腐败的源头型腐败，又称“原生型腐败”。商业贿赂所导致的商业腐败则属于社会的“亚腐败”层级。不比欧美，仍比香港，商业贿赂存在的空间与经济的民（私）有化程度成反比。这也是为何绝大多数国家反腐败法律只反权钱交易，而对商业贿赂不作单独立法的重要原因。所见，要想遏制国内商业贿赂之蔓延，功夫要花在痛下决心推进政改上，而不是仅仅注重于查处打击搞“运动”。（鲁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