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团体人才培养：“为他人作嫁衣裳”？

国有文艺团体的体制尴尬：人才培养“为他人作嫁衣裳”？

新华网四川频道记者刘大江

跳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鲜见，特别是在目前不景气的传统戏曲界，跳槽似乎更是一种早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行为。照常人的理解，传统戏曲界的跳槽，跳离的应该是清贫寂寞的传统戏曲界，奔向的是名利兼收的热门行业。

然而，戏曲界相当一部分人跳槽，并不是“挂靴下海”、直奔“钱”途而去，他们从事的仍然是自己所挚爱的戏曲本行业。这些人并不是戏曲艺术的“叛徒”，他们的“出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国有文艺团体旧体制的宣战。今年以来，成都市某川剧团部分骨干演员集体跳槽风波，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实标本。

川剧院的尴尬：培养出人才却留不住人才

    川剧《变脸》，是否也预言了川剧演员在生活中有着不同的面孔与身份？（资料图片）

    川剧《激流之家》剧照（资料图片）
    近两年来，对成都市某著名川剧团而言，其骨干演员跳槽已非新闻。早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梅花奖”得主刘萍、孙勇波就从这里先后辞职，进入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这在川剧界引起不小的震动。２００４年，这家川剧团６名骨干青年演员主动向川剧团递交了辞职书。一时间被外界视作“跳槽大地震”。

甘强富（川剧老观众）：２００２年至今，成都市某川剧团先后有８名骨干演员辞职，其中有两名是“梅花奖”得主，其他６名几乎都获得过市级以上川剧比赛的奖项。对这批骨干演员的集体辞职，大家都深表痛惜：培养一个优秀演员实属不易，这样大批流失，实在可惜。

王先生（成都市某川剧团职工）：成都市某川剧团共有５００多名职工，其中退休人员就有２７０多人。在这不多的在岗人员中，以有限的经费，能培养出像孙勇波这样的“梅花奖”得主，实在艰难。

成都市某川剧团培养出孙勇波，可以说是大花血本：１９８８年，成都市某川剧团把孙勇波从泸州川剧院借调上来，３年后，经成都市文化局批准，成都市某川剧团向泸州川剧院支付３万元，将其正式调入。２００１年，剧院破格将孙勇波的工资提高为一级演员（当时为二级演员）的标准。２００２年，孙勇波赴长沙参加“全国地方戏曲折戏评比”，花费剧院５万元。当年５月，参加“中国第二届川剧节”，花费８万元。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剧院为其度身打造《激流之家》，１０月，孙勇波凭该剧在“上海第五届国际艺术节”一举荣膺“梅花奖”，该剧共耗资上百万元。

像孙勇波这样优秀人才的成长成本，是由成都市某川剧团来买单。但令人尴尬的是，买单者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培养出人才却留不住人才。

    “旧体制逼迫我们‘集体大逃亡’”

    川剧《激流之家》剧照（资料图片）

    川剧《中国公主图兰朵》剧照（资料图片）

孙勇波（跳槽者之一、“梅花奖”得主）：在现行体制下，不同演员的收入差距很小，并且演员的付出和回报严重失衡。他打了个比喻：只能吃“大锅饭”，并且锅里的饭难以填饱肚子，这怎能不令“人心思走”。川剧院一直说要改革，但是一直都改不下来。我们现在每个月只能拿６０％的工资，平均不足１０００元。有戏的时候每月大概４场，一场戏４５分钟到２个小时，只有５０元，排练费每天５元，主角和配角拿得一样多。现在略微好点，一场戏主角６０元，配角５０元，其余的２０至４０元不等。老演员和刚出道的新演员收入差距很小。搞戏剧的，要２０余年的磨砺才能成熟，付出和回报太不平衡了。你想想，如果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这怎么能留住人才？

杜光荣（跳槽者之一、曾获四川省青少年川剧调演一等奖）：在川剧院呆着，生存环境不好，房子都买不起，交往一年的女朋友也和我分手了，我现在３３岁，还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我，因为我穷呀。

王华茂（跳槽者之一、曾获四川省青少年川剧调演一等奖）：离开川剧院，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由于效益不好，在川剧院只能偶尔唱唱戏，更多的是在无聊中打发日子。她对此曾感到迷茫：演员是吃青春饭的，这样虚掷光阴，３０岁以后一旦不唱戏我还能做些啥？

周宏（跳槽者之一、曾获中国小百花越剧界金奖）：川剧院人浮于事，在职人员２００多人，真正干活的最多占５０％，其余的人就闲着耍。令人寒心的是，干活的和吃闲饭的居然都拿同样的钱：工资的６０％。川剧院令他们不满的，还有就是行政后勤人员与在一线工作的演员的待遇不平等。比如排一出戏，剧务人员拿的补助竟比很多演员还要高。这些剧务人员有些是站在旁边闲着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