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民工大县” 　新华网四川频道　策划：黎大东　文字／图片：侯大伟 江毅 编辑：余斌     我国二十余年改革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逐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纷纷告别土地、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这些走出来的农民背负着"农民"的法定身份、从事着非农的职业，介于工农之间又非工非农，人们称他们为"农民工"简称"民工"。     这些"民工"常年工作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接受着现代文明的洗礼，他们穿梭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之间，他们对传统的农业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     这里的腊月静悄悄     这是金堂县竹篙镇汤家村7队村民的房子。镇长吴象明说，在农村能盖得起这么好房子的家庭，一般都有人在外务工。     余长清（右）、余绪清兄弟俩坐在自家门口。哥哥余长清对记者说，今年的工钱没拿到。真希望家乡的政府能成为我们的靠山，帮我们去讨回被拖欠的工资。     仁寿县是四川有名的"民工县"：全县160万人口，常年在外务工人数高达33.18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一多半。     元月10日，记者来到了仁寿县方加镇斑竹村1社。方加镇是仁寿县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乡镇之一，全镇1.2万名农业劳动力人口中有8000人常年在外务工。斑竹村1社又是方加镇外出务工人数较多的村社之一。据斑竹村文书刘茂成的介绍，全村有300多人在外务工，占了村里劳动力人数的一半，全村人均收入中几乎有一半来自于在外务工。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民工村"。     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沿着一条两米余宽的水泥村道进入这个"民工村"。尽管年关将至，但在这里丝毫看不出农村腊月杀猪宰羊置办年货的迎新年传统。一些人家大门紧闭，偶有些敞开大门的农家院落里，只有些小孩子在做着游戏，如果没有这些小孩子的吵闹，这里真是一片寂静。在村子里碰到的几个成年人，也多是一些妇女和老人，他们坐在自己家院门口的石头上和邻居们聊天。村子的前后左右就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农田里也看不到什么人。     刘茂成：村子里的人（主要指成年劳动力）大多都出去务工了，留下来的只是些小孩、老人。这些外出务工的人如果要回家过年的话，可能要到腊月29号左右才陆续回来。如果回来太早了，邻居们也会觉得你在外面"混"得不怎么样。     刘茂成是因为身兼公务所以成为留在村子里不多的成年男子之一，他的妻子、大多数的朋友和年轻的邻居都在外务工。     刘茂成：有时也觉得挺孤独的，大家都出去务工赚钱去了，我在家连找几个人一起喝酒、打麻将都很难。     赵学明（仁寿县方加镇副书记）：过去，腊月正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家家都风风火火地置办年货，县上的戏班子也轮番地在各个村演出。现在大家都想着在外多赚些钱，直到临近春节才回来，有的甚至几年都不回家过春节。     两手空空带来家乡繁荣     几乎每一个"民工县"、"民工镇"、"民工乡"在每年春节前后都会有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过年然后再继续外出务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潮来潮去之后，留下来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仁寿县方加镇斑竹村一位老人坐在村口的石头上遥望远方，盼着在外打工的孩子能早些回家。     金堂县竹篙镇汤家村的周涛琼在广州打工近10年了。她认为，政府对外出打工农民的培训要有针对性。     赵学明：方加镇2003年的农业收入只有2885万元，而当年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却高达1454万元。     吴象明（金堂县竹篙镇镇长）：近几年来，竹篙镇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一直保持在每年7000万元的水平，而去年我们的农业收入才1.2亿元。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上，更体现在农民实实在在的生活质量上。     记者在刘茂成家中见到他时，他穿的是一套灰色的西装、呈亮的皮鞋；他的住宅是一栋两层小楼，紧挨着水泥路村道；家中的电器虽然不是什么高档货，但也一应俱全。     刘茂成没有出去打工，他的妻子却一直在广州一家纺织厂务工。他对记者说，不出去打工就靠着一亩三分地一辈子也别想熬成现在的样子。     在刘茂成的村子里，比他的生活条件好的家庭有很多。记者看到这个村子里像这样的两层小楼房有很多，而且一户比一户漂亮，有几户不是楼房的也都是青砖红瓦、宽敞明亮的大屋，有的房前甚至还有一个精致小花园--谁说农民只知道种葱、种菜、种蒜苗。刘茂成对记者说，村子里的农民经常出去务工，见得多了、识得广了，观念自然就不一样了。     据介绍，斑竹村1社的水泥路村道也就是在村民的开放观念下修建起来的。路是2001年下半年开始修建的，村上没有钱，是村民自发组织每人捐资300元钱才保证修路的经费。     "不出去打工，赚不到钱、没见过世面，谁会拿出300元钱修路。"这是镇上的领导和斑竹村的村民对修路的一致评价。     民工：希望家乡的政府能成为我们的靠山     尽管"民工经济"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官员也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如何进一步培育壮大"民工经济"规模、提升"民工经济"水平和层次，还没有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深入思考的问题，政府的服务性职能还需进一步加强。 　 　在"民工大县"仁寿县采访期间，记者甚至经常碰到对"本辖区"的"民工经济"情况一问三不知的基层干部。     记者到仁寿去的时候是周末，记者没有和当地相关部门联系，而是直接来到曾经作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劳务输出"调研小组的调研对象--龙正镇。为首先了解镇上的整体情况，记者在一位当地人引领下先来到仁寿县龙正镇镇政府。在镇政府大院里，碰见了一位手提黑色公文包的中年男子。引记者来的当地人悄悄对记者说，他就是镇长。     于是记者就直接上前出示相关证件说明情况，请他简单介绍一下龙正镇劳务输出的整体情况，下面是记者与他的简短对话： 记者：请问龙正镇总人口是多少？2003年外出务工人数是多少？ 镇长：嗯……，这要查一下具体的数据，龙正镇外出务工人数好像不多。 记者：你们哪个村外出打工的人数稍多一些？ 镇长：都差不多，嗯……，好像都不太多。 记者：不多有多少？有具体的数据吗？ 镇长：没有，你还是去别的镇子看看吧！     无奈之下，记者只好又来到了仁寿县的方加镇。在方加镇采访中，当地干部对情况基本都很熟悉，也都很愿意介绍情况，但总是不停地向记者诉苦说，不少农民外出打工了，不愿意交各种税费，他们没有具体的办法来制裁这些没交农村税费的外出务工农民。相反，对于如何进一步培育壮大"民工经济"规模、提升"民工经济"水平和层次、帮助在外务工农民排忧解难的问题，除了说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外就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了。     周涛琼（金堂县竹篙镇汤家村7队农民，在广州务工近10年）：政府在组织我们外出务工时加强培训是对的，但是培训的内容要实用、要有针对性。1994年我刚出出去务工的时候，县里有关部门对我们一起外出务工人员也进行了培训，但培训的内容竟然是"向左转、向右转"。     对农民进行专业化技能的培训是很重要和必要的，但是，尽快扭转外出务工农民孤立无援应对现实困难的境况却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刘淑仙（仁寿县方加镇斑竹村农民，在上海一家木材厂打工）：我们家夫妻两个都在外面打工，两个孩子在家跟着爷爷奶奶。我们在外面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小孩和老人，一旦他们生病或家中有什么事，我们就得想办法回来，否则就没有人管。在外面找个工作很不容易，这样来来去去的不仅耽误时间，原来的工作也可能就被别人抢了去。     余长清（仁寿县龙马镇农民，长年在深圳务工）：今年3000元的工钱没有拿到，2000年做装修的3万元工程款到现在也没拿到。我心里很难受，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到头来却两手空空。真想跟欠我钱的人拼了，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啊。如果家乡政府部门能出面，完全有可能帮我追回一部分欠款。但家乡的"靠山"靠不住，很多干部拿"劳务输出"表功，没心思为我们服务。     记者是在仁寿县龙马镇永红村的一座布满了裂痕的土砖房前见到39岁余长清的。他刚从深圳打工回来，快过年了，他身上还是一件沾满了灰尘的旧夹克，眉头紧锁，嘴角紧闭。     余长清的弟弟余绪清就站在哥哥身后。他本来和哥哥一起在深圳做装修，三年前得了支气管扩张，吐血，做不了事，只能回家养病。三年来，为了治病，他不仅花光了以前打工的积蓄，还欠了1万多元的债。     记者问他，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准备好了吗？余绪清低着头不停地搓手，半晌才说："家里只有2袋谷子，哪里有什么年货？"当记者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余绪清胸口起伏着，喉结抖动，仿佛有什么东西郁结在心中，半晌，他才挤出一句："算了，不说了，太寒酸了。"（完）